摘要：因为你不能问法律本体是什么，法律本体只能是一个预设，就像我们的自由一样，你怎么能认识自由呢？所以由之延伸出来的法律、道德等等，这些都是本体的领域，是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的。 ...

什么是良知正义论的宏大诉求？我刚才讲到法律本体、良知共识和法律的艺术性，它实际上是在法典相对完善的背景之下，让法典在我们的现场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作为法官的一个参照，让每一个案件都得到妥善的判决。

这里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视为法现象的权利和权力，是指权利和权力两类法现象的完整表象，而权利和权力概念，则是人们认识这两类现象的成果。我个人的直觉是，当今欧美国家的法学，早已突破了权利义务范畴的束缚，越来越重视权力现象，已成为以权利和权力为重心的法学。

不过，受影响的内容主要是思维方法，较少涉及社会政治学说。当代中国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在法的内容的确定方面，继受了苏俄法学从权利与义务角度论述法律和法律关系的学说。不过，做这项工作，会不可避免地要论及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原理在第三层次的贯彻方式。至于权力概念指代的法现象，以中国宪法文本为例，至少包括其中列举到的权力，如一切权力，国家权力，以及权力主要的具体存在形式，即职权和权限等。日本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归根结底也应该视为欧美法学向中国的间接延伸。

这就是说，相关区分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到底是什么，不由它们的名称决定，而是应根据其主体、社会内容和相对应财产的属性判断。如果把权放回社会生活领域略加以品味，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名词指代的对象，相当于法内法外之权利和权力的总和，也可以说权=法律上的权利+法律上的权力+道义上的权利+道义上的权力。( 二) 缓和的结果归属的限制 由于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并不符合通常的结果归属条件，所以，对引起自杀结果的行为，除了符合间接正犯条件的以外，不能进行通常的结果归属，即不能认定为故意杀 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概言之，中国人的自杀不是一种主体性行为。但是，这只是就一般人的观念或者社会舆论并不符合法律真实含义或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形而言，在通常情况下，司法不可能不考虑公共的意见。但是，这里的因果关系，显然只是条件关系，而不符合通常的客观归责的要求。第三，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文在加重结果之外另规定其他严重结果，导致司法机关将自杀结果认定为其他严重结果。

正因为如此，《寻衅滋事案件解释》第 2 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例如，被告人刘旭对被害人张立发实施了殴打行为，由此引发了被害人心脏病发作，从而造成被害人死亡。

例如，《刑法》第 236 条第 3 款规定，强奸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属于结果加重犯。判决认为，曹占宝的强奸行为虽不属于‘强奸致被害人死亡，但却属于因强奸‘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特别是由于中西方的自杀观念不同，以及刑事立法体例的不同，不可能以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为 根据彻底否认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例如，有学者指出: 对于那些直接侵犯妇女人身权益的犯罪，其结果加重犯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 如奸淫) 直接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 二是在危害行为的直接影响下(如在拐卖妇女途中拘禁被害妇女)，被害人为躲避伤害而致重伤或者死亡的; 三是被害人被害以后，因感到羞辱想不开而自杀伤亡。

第二，我国刑法分则中，除了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形外，还有大量条文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等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 四) 刑法理论 在本文看来，传统刑法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缓和的结果归属现象做出了贡献。瑞士学者则大多认为，‘自杀意味着被害人以自我答责的方式通 过自己的行为杀死自己。本案虽然被法院认定为玩忽职守罪，但在本文看来，认定为不作为的滥用职权罪更为合适。

再如，《刑法》第 240 条第 1 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我们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我国的司法实践采取了缓和的结果归属的形式?  只有明确了缓和的客观归属的成因，才有利于进一步回答能否维持缓和的结果归属的形式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上述期间，赵某某一直深居简出，可以排除其他原因致其自杀的可能性，曹占宝的强奸是引起赵某某自杀身亡的内在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一些正当防卫案件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乃至普通的故意杀人罪，就说明了 这一点。

按照笔者的观点，在法定刑较轻，并且存在双重结果的犯罪中，才有可能存在客观的超过要素。例如，虽然《抢夺案件解释》将导致他人自杀认定为严重节，但该解释第4 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导致他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又如，《渎职罪立案标准》将导致被监管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  者精神失常规定为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将导致被排挤的合格人员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规定为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将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规定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再如，《刑法》第 260 条第 1 款规定了虐待罪的基本犯，第 2 款规定: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Frisch教授举例指出: 行为人开枪仅打伤了被害人，被害人却在医院中感染到当下正流行的感冒病毒而死亡，行为人叫被害人乘船旅行，被害人乘船旅行时正如行为人所期盼的那样因沉船事故而死亡。无论上述何种情形，都能够证实徐玉玉的死亡结果与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对此依法予以认定。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2013 年 11 月 14  日《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例如，对于妇女因被强奸、强制猥亵、侮辱等后而自杀的，能够肯定预见可 能性。

再如，行为人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国家规定，被害人认为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进而自杀的，不能将自杀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 行为，不能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刑事责任不是指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责任，而是指犯罪的法律后果( 罪名与法定刑)  。

第三，在刑法分则条文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中，将自杀结果作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情节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此，倘若行为人 对自杀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即使在客观上肯定缓和的结果归属，但根据责任主义原 则，既不能让行为人对自杀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也不能将自杀结果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例如，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遗弃罪等均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构成要件。所谓盗窃，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产转移至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⑦其中当然要求对象的同一性，即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的财物，正是被害人丧失占有的财物。如果我们将行为与结果间的关联限缩在这样的要求，那么这  个理论也就同时得出客观构成要件实现的结论: 若是没有需要治疗的枪伤就不会在医院里被传染感冒、若是没有促成他人搭船旅行就不会在船难中丧生。分则条文对罪状的一般性描述不足以对行为定罪量刑时，要么增加某个具体要素(如数额较大多次) ，要么增加一个整体评价要素( 情节严重情节恶劣) ，使客观构成要件所表征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例如《刑法》第 117 条、第 119 条的规定，显然，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加重犯。例如，有学者指出: 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既可以表现为直接因果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因果联系。

⑧  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的财产正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的财产，而受骗人之所以产生认识错误，就是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致。中国人的自杀不是厌倦生活，更不是行使自由，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

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肯定行为人对自杀具有预见可能性。如果将《刑法》第 257 条第 2 款规定的内容作为典型的结果加重犯处理明显不当。

于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便从因果关系的角 度对上述两种情形进行区分: 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是指强奸行为本身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是指强奸行为引起被害人自伤、死亡。又如，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是暴力、胁迫等手段与取得财物行为的简单相加，只有当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压制了被害人的反 抗进而强取财物的，才能认定为抢劫既遂。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6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酌情从重处罚。与之不同，我国刑法的处罚范围是由立法机关控制的。

诸多美国道德哲学家亦强调，自杀意味着被害人在健全的精神状态下故意造成自己死亡。例如，即使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客体( 法益) 是财产所有权或者占有权，但盗窃、诈骗行为引起的其他结果( 包括自杀结果) 都成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资料。

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所言: 尽管法官受职终身制保障，得以免受民意干扰，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公众情绪。所以，只有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某种行为引起自杀结果并不异常，能够被一般人所理解时，才能肯  定缓和的结果归属。

1.通过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解决结果归属 许多结果犯并不需要采用客观归责理论提出的具体规则，只要判断具体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即可解决结果归属问题。作者：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